[原创] 胜芳古镇，当水乡没有了水，胜芳人的乡愁在哪里？

蔡仲秋

胜芳古镇
——当水乡没有了水，胜芳人的乡愁在哪里

没事瞎叨叨两句，写了4966个字，您慢慢看别嫌烦。

引言：胜利桥（又叫南浮桥）上的沙袋

2023年8月1日凌晨两点，国家防总启用东淀蓄滞洪区。胜芳中亭河北堤上，胜利桥的桥头垒起了沙袋。一百二十多个人，大半是党员，轮班守着，每隔一百米一个帐篷，盯水位，巡堤。

那时候，很多上了年纪的胜芳人半夜睡不着，披着衣服走到堤上站着。风从西边过来，带着他们一辈子没闻过、又好像早就闻过的气味——泥腥味，蒲草味，水漫过淤土的那种甜腥。有人说，这味儿跟六十年前一模一样。

水真的回来了，东淀又一次成了水面。只是这一次，它不是家，是灾。

这件事像一句谶语，把胜芳人心里那桩旧事重新翻了出来：我们到底在想念什么？是想念那片水，还是想念那个有水的自己？

一、水曾经是什么样子的

年轻人现在站在文昌阁上往南看，看见的是湿地公园、新栽的芦苇、修整过的驳岸，还有远处家具厂的厂房顶。老人站在同一个位置，看见的东西不一样，他看见的是春涨秋落。

东淀，也叫胜芳淀、三角淀，老志书上写它“淼然巨浸，清犹澈，港汊纵横”。它和白洋淀一水相连，白洋淀是西淀，它是东淀，面积约三百五十平方公里，淀里岛洲错列，旧志说有“七十二沽、三十六桥”。水大的年头，从胜芳往东一直能行船到天津，往西能到保定。镇子南面和西面被淀水围着，一条穿心河由西向东穿镇而过，街上的人家面朝大街、背朝内河，家家临水，户户通舟。

乾隆年间修的戏楼——九成楼，坐南朝北，八米宽的楼面只靠两柱一梁撑着，为的是看戏不挡视线；明末清初的牌坊，北面刻“人伦之至”，南面刻“护国庇民”；正德十四年建的文昌阁，高三丈三，暗合三十三重天。这就是胜芳人心里的“三宗宝”。可很少有人想过，这些东西为什么会长在这里。一个镇子若没有水运带来的钱粮和人气，是盖不起这样一座戏楼的。

《文安县志》里的话，胜芳的孩子从小听到大：“文邑市廛惟胜芳最盛，水则帆樯林立，陆则车马喧阗，百货杂陈，商贾云集。”清代直隶六大重镇之一，“南有苏杭，北有胜芳”。繁盛的时候，镇上五六成人家有自己的船，从普济桥码头出发，当天就能到天津，停在大红桥上游一个叫邵家园子的地方——日子久了，天津人管那块码头就叫“胜芳码头”，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今天。

运出去的是苇席、皮麻、粮食、鲜藕、瓜菜、鱼虾蟹；运回来的是面粉、木材、竹器。水上走的不只是货，还有乐谱、戏本、手艺、口音。相传源自宫廷、顺着运河北上的南音乐会，后来成了首批国家级非遗，工尺谱抄了两册四十八支曲牌；七十二道花会，高跷、中幡、跨鼓、狮子、武术会，一道有一道的绝活，出会时前边的会撂场，后边的会就得偃旗息鼓，这是规矩；苇篾竹篾扎的花灯，不用一根金属，能扎出两千多种样子。

水是路，路通了，人就活了，文化就进来了。这是胜芳全部历史的底层逻辑。

再往早了说，相传北宋苏洵在文安做主簿，把南方种稻栽藕的法子引进来，于是芦稻相映，菱荷飘香，康熙年间的县志写“朱明启夏，菡萏飘香，亘数十里，不减西湖佳胜”，“胜水荷香”成了文安八景之一，渭城也就改名叫了胜芳。乾隆下江南取道此地，留下“胜水荷香，万世流芳”的话——这些是传说，真假不必较真，要紧的是，胜芳人愿意这么讲自己的来历。一个地方给自己讲的故事，比考据更能说明它觉得自己是谁。

二、水是怎么走的

水不是一夜之间没的。它是一层一层退下去的，像一个人慢慢变瘦。

第一层是工程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上游陆续修起水库；1963年大水之后根治海河，筑堤、改道、建闸，把水拦在了半道上。东淀本来就是靠漫溢存水的“溢流淀”，每年淤沙上千万方，水源一断，它就只剩汛期分洪这一个作用了。

第二层是政策。从1971年到1976年，“退苇还耕”，一望无际的苇田被连根刨掉，整整刨了六年。黑淤泥拉出去当肥料，汽车马车小拉车全上了。苇没了，织席的手艺就闲下来了。

第三层是气候。华北从“十年九涝”变成了“十年九旱”。太行山上的植被薄了，雨水存不住，下游更接不着。

第四层是一道闸。杨柳青那边修了独流减河的入海口闸门，河蟹淡水生长、海水孵化的洄游路断了——胜芳蟹，皮薄、肉嫩、黄满，曾在全国蟹类评比里拿过第一，从此绝了种。

这几层叠在一起，东淀就从“淼然巨浸”变成了最后连夏天也看不见水的境况。

镇西头有一座碑亭，清末老百姓为了镇水患修的，上面刻着四个字：“塔倒河干”。解放前碑亭毁于洪水，1956年文昌阁也因年久失修塌了。后来淀真的干了，菱藕绝生，鱼虾遁迹，蒲苇尽毁，雁鹤它徙。老人们说起这段，总爱提那五个字，说“真滴应验了”。

我不打算去反驳这种说法。预言的力量从来不在它的准确，而在它替人说出了那种无力感——当一件事坏到你无法理解的时候，你只能把它交给命。

但也要说清楚另一面：老辈人怀念的那片水，并不全是诗。水大的年月，房子泡在水里，庄稼烂在地里；灾年颗粒不收，人靠挖“地梨儿”活命——一种长在洼地里的植物，黑皮白肉，生吃脆硬微甜，晒干磨粉掺杂粮，《文安县志》叫它“地栗”，分“人地栗”和“猪地栗”，老百姓叫它“万年粮”“地下神粮”。三年困难时期，政府组织过大规模往外乡迁民。所谓水乡，对住在里面的人来说，同时也是水患。

所以乡愁的第一课是：我们怀念的，永远是经过记忆筛选过的故乡。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是忘本，把过去说得完美无缺是撒谎。胜芳人两头都不该占。

三、水走了，人没走

这是我最想写的一段，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段。

水退了，胜芳人没有集体气馁，他们在干了的淀底上种麦子、玉米、大豆、高粱，在空下来的手上找新的活计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改革开放的风吹进来，有人开始打铁管桌子、做方圆桌面。谁家办喜事，请手艺人上门打家具。就这么一点点做起来了：从作坊到厂子，从厂子到集群，从贴牌代工到定标准，再到2025年“胜芳家具”集体商标揭牌。如今四千多家企业，年产家具上亿台套，卖到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一年营收五百多个亿。以前在院子里的手工作坊变成了现在的焊接机器人在跑流水线。

我有时候想，这其实是一种极其惊人的连续性。

从前胜芳男人出门就是船和鱼蟹，女人睁眼就是苇子。“男摸鱼，女织席，挑着担子做生意。”周边村里土里刨食的人管胜芳人叫“治河田的”——这话里有三分羡慕七分不服气，意思是你们不靠地吃饭。那时候胜芳有“草行”（收芦苇的）和“渔行”（打鱼的），两大行当养着一个镇。

后来船没了，淀干了，苇刨了。可那股劲儿没散：照样是手上出活儿，照样是靠手艺吃饭，照样是把东西卖到外面去——从前一船苇席下天津，现在一集装箱椅子出海外。从前钱庄三十多家、冀中最早的金融业和津西最早的邮政都出在这儿，现在高铁站直接就叫“胜芳站”。从前是水旱码头，现在是物流源头。

水乡的灵魂从来不是水，是“通”。水只是第一代的路。路断了，人就修第二代的路。

这些都是真的。可要是因此就说“胜芳完了”，那也是瞎话。一个十万多人的乡镇，能在失去立身之本后自己长出一个新的产业来，这不是败落，这是求生。乡愁如果只用来指责今天，那就变成了懒惰。

四、那么，乡愁到底在哪儿

我想把它说具体一点。乡愁不是一个词，是一堆很小的东西。

它在嘴上。一碗藕粉冲出来的面茶，润滑爽口，藕气芳香——过去东淀盛产白莲藕，胜芳藕粉早在民国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拿过奖。一枚松花蛋，茶褐色半透明，切开蛋黄深绿，上面有松枝一样的花纹，那是清朝晚期胜芳人张居征从通州学来又改出来的手艺。八月十五前后的一只河蟹，蒸熟了满屋香，现在的养殖蟹膏也满，老辈人一吃就知道不对味。北桥炸糕刚出锅那一口烫。薛记糕点的甜。这些味道是水的遗嘱，水走了，味道还在被人照着老方子往下做。

它在手上。七八岁的女孩帮母亲织席，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一领好席胜过媒人的万千美言；嫁过去第一张席子，奠定她在这个家的地位。男孩五六岁跟着父亲撑船，哪儿水深、哪儿下篓子，心里装着，回家靠文昌阁顶子认方向。冬天割苇，鞋底上套牛皮防苇茬扎脚，还要蹬铁脚齿在冰上走，大镰两三米的长把，挥起来芦苇刷刷成排倒。如今苇地剩得不多了，撮和大镰没了用武之地，会使的老人也没几个了。一门手艺没了，不是因为它不好，是因为用它的那个世界不在了。这才是乡愁最疼的地方：你记得清清楚楚，但你再也用不上了。

它在耳朵里。南音乐会的曲子庄严肃穆，是从智化寺一脉传下来的佛乐，冬至那天各会成员齐会。这些声音当年是在水里、在堤上、在庙会里响起来的，现在响在广场上、响在景区的节目单上。形式还在，语境变了——可只要还有人肯学工尺谱，这根线就没断。

它在节令里。正月十三到十六，花会上街，高跷踩三尺木跷，劈叉落地，幡杆翻飞如龙；农历七月十五，中元盂兰盆会，崔庄子音乐会先奏古曲，《锦香宾》《望江南》，然后巡游队伍沿中东街走到中亭河边放河灯，成千上万盏手工河灯放进水里，载着对先人的缅怀和对来年的祈愿，漂成一条星河。

1935年8月，民国报纸《新天津》登过一篇《胜芳“中元节”灯台会》，写得极细：夕阳西下，人往河沿跑，两岸挤得梳不开；河里来的是两只并在一起的船，船首放一口大锅，锅里抛了无数香，烧起一尺多高的火头；两边挂官衔灯，写着“混元会”，横匾“佛光普照”，四周系满柳枝荷叶；船尾捆一束柳树，柳叶间捆着炮药纸条，点着了火光四溅；后面还附一只小船，专门往河里散放纸灯。

那年头胜芳四面有匪，人心恐惧，可河灯会“居然如昔一般的又举行了”。

我把这段话读了好几遍。这就是乡愁的答案：它不在水里，在人一定要把这件事办下去的那股劲里。水没了，河还在；河浅了，灯照样放。

它在地名里。通济桥叫东桥，永济桥叫北桥，广济桥叫西桥，普济桥叫新桥——为什么没有南桥？有，在南边，叫南浮桥，横跨在中亭河主河道，古时候是真的浮桥，大船要通过就收到岸边，过去了再放回去。一个镇子连桥的名字都在说它曾经怎样与水相处。还有“七十二沽、三十六桥”，还有王家大院门楼上三方砖雕：上海百老汇、天津墙子河、北京白塔寺——一个水乡商镇的野心，刻在一座宅子的门面上。

五、几个必须说清楚的道理

写到这儿，我想跟同乡说几句可能不太顺耳的话。

第一，别把“水乡”当成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老照片。胜芳最危险的时刻，不是水干的那一刻，而是我们开始相信“我们祖上阔过”就够了的那一刻。古镇评上了AAA，评上了省级旅游休闲街区、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，游客一天上千人次，三成来自京津——这是好事。可要是胜芳的故事只剩下导游词里那几句，只剩下花灯和花会和“北方苏杭”四个字，那我们就真的只剩下一具壳了。水已经退过一次，别让文化也跟着退一次。

第二，别把今天的胜芳当成对过去的背叛。有人在家具厂里干活，就觉得自己跟“水乡”没关系了。错了。你手里那把焊枪，跟咱祖辈手里的梭子，做的是同一件事：把本地的材料和本地的手艺，变成别人愿意花钱买的东西。胜芳人从来没有靠风景吃饭，胜芳人一直靠本事吃饭。水乡是它的出身，商镇才是它的性格。

第三，也别假装苦难不存在。那些靠地梨儿活命的年景，那些往新村迁民的日子，那些被水泡了的房子，都是真的。完整的乡愁应该装得下这两样：荷香，和饥荒。只挑一样记，记出来的就不是故乡，是布景。

第四，水还会再来，而且我们已经见过它来了。东淀本来就有分洪的功能，2023年它履行了这个功能，滞蓄洪水二十多亿方，然后慢慢退干净。未来大运河文化带、大清河生态廊道、东淀湿地修复，规划图上画着“水系连通”“生态基流保障率超90%”“重现烟波瀚渺、芦荷飘香”。我希望它成真，但也希望我们清醒：修复出来的湿地，和老家那个淀，不是一回事。一个是生态工程，一个是生活。前者可以设计，后者只能长出来。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，就是让新的水边上，重新长出人的生活——有人在那儿打鱼、采藕、划船、吵架、谈恋爱、过日子，而不是只有围栏和解说牌。

尾声：

去年正月里，我又去了一趟新开路。

戏楼前面人多，牌坊底下有人拍照，中山大街上糕点铺门口排着队，人流如织，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：东淀可以干，胜芳不会干。

水是一种形态，乡愁是另一种。水走了，它把自己藏进了藕粉的香气里、松花蛋的花纹里、河灯的火焰里、鼓谱乐谱里、家具厂的焊花里、一个老人劈竹篾苇篾的手里。只要还有人在做这些事，还在把这些事讲给孩子听，那个“家家临水、户户通舟”的镇子就没有真正消失——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。

至于乡愁在哪里？它在每一个还记得“胜水荷香”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的人身上。你在，它就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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